可用于培養、交易的球員的年齡結構，王原希望16歲-18歲的球員占到總數的50%，而20歲-22歲的球員，占到總數的30%，剩余的20%配置23歲-24歲的球員。
在基金包中，被選定的20歲-22歲優秀球員，主要用以租借，而被選定的23歲-24歲球員，則直接可以用以轉會交易。而16歲-18歲的球員，經過2年-4年的培養之后，也可以進入租借的循環，其中一名從16歲開始培養的球員，每年的開銷為50萬-100萬元不等，若是發行一只含有15名球員的基金包，所需要的總認購成本為8000萬元，
但是，基金邁向足球圈外卻遭遇了不小的麻煩，因為王原并不熟悉投資圈，從去年8月開始張羅到今年年初，也僅僅接觸到五六家投資機構，而他們對這只足球私募基金并沒有太大投資興趣。
“我很難通過財經的語言來和他們講一個足球的故事，原本做外貿積累下來的資源也很難用在私募基金上。”王原對于自己在投資領域的陌生顯得有些沮喪。
不過令王原感到欣慰的是，在他將近一年的各處游說下，終于在今年年初有財經領域的專業人士肯出手相助，曾在普華永道從事戰略投資顧問業務，并參與過吉利收購沃爾沃的劉剛(化名)對這只足球私募基金展示出了足夠興趣，并愿意合伙經營。
劉剛在投資領域的資源讓王原接觸到更多足球圈外的資本世界，目前已經有部分投資機構主動找王原來洽談業務，盡管還沒有明確的投資意向，但總好過自己摸著石頭過河。
在劉剛看來，王原的這只私募基金在連基本組織形式、融資渠道都沒有明確的狀態便“倉促上陣”。在劉剛的規劃下，這只私募基金的第一種做法是投資3000萬，與王原共同成立管理公司，兩者作為基金的GP(一般合伙人);第二種做法是作為LP(有限合伙人)，直接募集到6000萬到8000萬，足球經紀人按照規定收取管理費以及日后球員轉會以及商業活動帶來的收益分成。
“基金的操作模式和普通私募基金無異，只是將球員作為投資產品來管理而已，就是通過吸納外部資本來做一個從16歲到25歲被買斷的球員的經紀公司而已。”王原如是對本報記者表示。
“買手”的煩惱
據介紹，一只基金推出之后，將分別在第一個4年和第二個4年分紅退出。王原希望球員基金在第一個4年分紅時，基金能夠獲得3.8倍的回報，而8年過后的所有回報將達到投入的4.8-5倍。
王原對此坦言，足球私募基金是一個長線投資的生意，七八年的培養等待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熬得下來的，國內的投資者還是希望能夠做一些“快進快出”的短線生意。
投資者的顧慮不難理解，例如球員傷病若無法預測，球員傷停報銷就將使得球員基金包的盈利受到影響;此外，如若被選擇球員并未如愿進入職業上升期，相反地，他的狀態迅速進入下行期，也會使得基金包貶值。長達8年的等待存在各種不可控因素，即便是像羅納爾迪尼奧那種已經拿到世界足球先生的球星也遭遇過在26歲這個職業球員黃金期開始狀態下滑。
因此，王原在自己的產品包內開發出了“租借模式”，并將球員的年齡做了結構化的調整從原本清一色的十六七歲的球員增加到三種配置：16歲-18歲的球員占總數的50%Cye.com.cn，而20歲-22歲的球員占到30%，剩余20%是23歲-24歲的球員。
“那些年齡較大、相對比較成熟的球員比較適合短期套現，盡管回報率不是很高，但可以保證投資者可以快進快出。”劉剛向記者表示基金的模型應該適合目前市場內抱有各種目的的投資者，應該根據不同的情況來針對性的推出投資產品。
同時，王原也盡可能的擴大每一只基金包內的球員數量，擴充樣本數量從而將風險均攤，在他看來，剛剛開始起步的基金還是以穩妥為主，要想辦法得到外部資本的信任。
但朱曉東也指出足球私募基金模式在國內將要遭遇的風險：因為國內的足球群眾基礎薄弱，很難像巴西、阿根廷那些國家可以很輕易地尋找到有潛質的小球員，而且此前中國足球遭遇的一些假球、黑哨事件讓很多家長不愿意送孩子來踢球。“巴西那種地方撒一把種子可以遍地開花，但國內缺乏這種土壤。”朱曉東說。
朱曉東指出的問題王原早有考慮，因此在球員基金包中，外籍球員和國內球員比例各占50%，如果國內足球發展迅速，未來將重點放在國內球員的開發上，在王原看來本土市場球員的信息相對透明很多，風險的可控性也較強。
但在從事專業私募基金評估人士看來，相比于房地產、制造業等傳統行業，王原的足球基金專業性太強，面向足球圈外市場融資時足球經紀人所提供的信息多為封閉式信息，投資者無從考證信息的真偽，這將給投資方帶來極大風險。
“的確，足球經紀人的生意一直是在一個小圈子里運行，很多信息都是作為最高商業機密所不為人知的。”王原對此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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