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下行幅度超出預期，在債臺高筑、收入下滑同時卻難掩保增長沖動的地方政府眼中，民資成為了當仁不讓的“香餑餑”。于是，湖北、山西、廣東、浙江、貴州等省市不約而同地掀起邀請民資進入壟斷行業的熱潮。
這自然是極好的事情。事實上，調動民資的積極性，給民資打開賺大錢的門窗，而不僅僅只是賺快錢的門縫，一直是輿論的呼聲。民資進入壟斷行業，有利于競爭，有利于市場效率，有利于消費者福利，最終是有利于中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民資若成功突破“玻璃門”和“彈簧門”，當下的這輪經濟不景氣，反而真是成就了“多難興邦”這句老話。回顧改革開放的歷史，制度創新，往往是來自發展處于困難的時期。
只是，我們擔心出現這樣一種異化，民資只是利用對象，而不是借助對象，把民資視為一個純粹的“財務投資者”。如果民資只是拿來應急，是權宜之計，那么對于民資發展而言最重要的安全感就要大打折扣了。這樣的擔心不是杞人憂天，在過去的很多年中，在民資身上確實發生了很多“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事情。因此，目前某些民資的短時性，多多少少是環境產物。
比如，山西省此前在人民大會堂舉辦的首屆世界晉商大會，以吸引外地晉商，引資的目標也定在1萬億。據媒體報道，招商結果并不令人滿意，1萬億的目標也沒有完成。在兩年前“國進民退”的山西煤改中，那些被一紙命令要求退出的民資，大多以自身縮水的代價成全了這次煤改。當時筆者就表達出憂慮，待往后山西政府再度招商引資的時候，想要民資仍然欣然前往就很難了。
請民資進來，讓民資留下，并不在于對其有多高的禮遇和排場，不在于一路“企業家老大”的旌旗飄飄，不在于地方一把手的“禮賢下士”，甚至也不在于給民資多少優惠和補貼，而在于依法辦事，一視同仁。最大的優惠，其實是沒有優惠，一個沒有內外歧視，也沒有所有制歧視，面向所有企業和投資者提供平等、法治承諾的投資環境，才是民資最樂見的優惠，才可以讓民資把心放在肚子里，不為隨時被掃地出門而憂心忡忡。
歷史上有很多的求賢令，為了求賢，秦孝公不惜與之分土，曹操喊出“唯才是舉”，情意無不殷殷。求賢的作用是不容小覷的，秦國是其中的典型。秦國能夠從邊緣國家最終統一中國，紛至沓來的商鞅、張儀、范雎等人才功不可沒。歷史有其吊詭之處，對于秦國，求賢令著名，逐客令更著名，后者的閃失如果沒有李斯《諫逐客書》的糾錯，歷史如何發展還真不好說。求賢之后再逐客，好一點是一拍兩散，差一點就是請君入甕，這樣的故事，不僅是對社會誠信、契約精神的打擊，同樣也是對經濟發展的折騰。我們希望，當地方政府向民資發出求賢令的時候，同樣重要的是讓民資相信不會有逐客令，而這樣的保障，只能是更明確和更完善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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