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后德國大企業，是一個“合作”版的“管理資本主義”。“國內合作、國際競爭”概括了德國大企業財閥之間的關系。德國式的合作資本主義至少有三個歷史淵源： 1）法本化學公司（IG Farben）的歷史影響。法本是一個縱橫交錯的康拜因（財閥牽頭的跨行業集團）。集團內的企業關聯交易，共同發展。二戰期間，這種自上而下的控制型產業結構進一步加強，成為日后影響大企業組織結構的文化。2）“羅意威理念”（Loewe Norm）帶來的工業標準化效應。早在19世紀末，以生產來復槍出名的羅意威兄弟公司就大力推廣可以互換的多用途機械零件。它直接影響了之后的德國工業標準設計（DIN）和德國電子標準設計（VDE）。在“羅意威理念”影響下，德國企業致力于設計和制造像變形金剛一樣的組合型工業母機。它可大可小，可分拆為獨立的加工機械，又可組合在一起生產復雜的工業產品。這樣，德國企業之間生產的工業母機能夠相互兼容，并有利于共同套牢國際客戶。3）雙元工程師教育和培訓體系。德國大企業建立了和大學與職業學院之間密切的合作。通過“聯合工程設計”產學研聯盟，德國培育了大量標準化的工程師資源。按照拜耳化工的董事杜斯伯格（Carl Duisberg）的說法，拜耳實驗室創造大量有實際能力的工程師，以至于不允許也不需要依賴一絲一毫的個人天賦。如何跨行業橫向合作，建立中國大企業之間的連襟效應？德國模式有廣泛的借鑒意義。
日韓大企業，代表了“東亞”版的“管理資本主義”。日本戰前的家族企業是后來財團法人株式會社的前身。所以，日本的株式會社有“父子型”和“兄弟型”兩種。但它們都有上下游企業結盟合作的特征。不過后者之間的競爭要大于合作。例如，本田汽車有近300家合作企業；豐田有近200家；三菱重工最多，有近700家。受協同文化和控股財團的影響，聯盟內企業形成非市場型合作模式。得益于這個模式，日本企業才有能力實施小批量、高質量、多品種生產。韓國早期軍政府用國家優惠政策換取家族企業對韓國政府宏觀經濟發展計劃的配合。這些措施造就了三星、大宇、現代和LG這四大企業。日韓對中國的啟迪有二：大企業應該擔負大的產業責任，以大帶小。政府政策應該和可以起到制度孵化作用。
以歷史的條件和現階段國際化的競爭態勢，中國不可能模仿單一版本的發展模式。綜合考量，中國版的大企業體制建設需要考慮下面的設計原則：
1. 它首先要尊重60多年的社會主義經濟歷史，首先要從代表國民經濟主體的國資委控股央企做起。它包括建立和執行對大企業社會經濟責任的多維衡量標準，包括科技成果轉讓與分享、向社會開放專業技能培訓、投資本行業的標準建設、公開公平地與民營中小企業的產業聯盟、提升和維護本行業在國際經濟中的競爭地位等。
2. 尊重經濟規律，有條件地認可大企業的寡頭壟斷地位。其中的主要條件應該包括社會第三方專業委員會的獨立監督，以及利用國家職能部門的強勢制度優勢，規范大企業之間的市場關系，做到國內合作、國外競爭。
3. 為防止經濟壟斷與政治分贓之間的聯盟，必須擴大現存維持公平競爭機構的社會代表性和行政獨立性。對于那些不適合、不需要大企業扮演寡頭壟斷角色的產業，嚴格限制大企業的準入權，嚴格維持高度競爭的市場環境。在政治條件允許的時候，成立受權于人民代表大會的獨立監督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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