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商業教父的6個“骯臟秘密”
對李嘉誠、何鴻燊、謝國民、林梧桐、陳永栽等香港、東南亞商業巨賈人民總是充滿崇拜質感，并稱其為財富的“教父”，但是，他們的致富之道也許并沒有這么光彩。《亞洲教父：香港、東南亞的金錢和權力》一書便披露了他們“骯臟”的發家史和財富秘密，該書作者為史塔威爾。
“香江第一健筆”林行止撰寫評論稱，本書不少內容，有待“教父”們自行澄清。
1、“白手起家”的真相
華裔大亨多為白手起家”，這是一個慌言!真正白手起家者，只占其中五分之一。而多數大亨，均在某種程度上靠祖蔭或父蔭起家。該地區真正發達起來的商人，多為第二代而非第一代。
這些富豪要么本來就家庭出身優越，要么是做了優越家庭的女婿。當然這些富豪確實是通過自己的努力，使原有家庭的財富上了一個新的臺階，但這種努力主要是體現在，利用已有的財富做資本，進行政治尋租。
李嘉誠總是說自己小時候如何窮，怎么沒機會讀書，實際上，在他為富有的舅舅工作之前，他讀過幾年書，然后娶了表妹。他開始的生意得到丈人的經濟支持。毫無疑問，李是一名商業天才，但他的天才在于他搞關系、做交易的能力。而在自由競爭的環境下，他并沒有體現出多少投資、管理的能力。
史塔威爾指出，“教父”們最熱衷標榜的“出身草根，童年過非人窮困日子”，說法太夸張、失實;香港大學前校長、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東亞研究所所長王賡武說“我未曾見過一名苦力出身的商賈”，巨富當然更不必說了。王教授為研究華僑社會權威，這句話揭穿了眾多豪富為彰顯自我奮斗，成功編造“感人故事”故意貶低出身不盡不實的說法。
史塔威爾還曾以此事質疑“對世界局勢了如指掌”的東亞銀行主席李國寶，李爵士沖口而出，說白手興家的豪富多得是，比如邵逸夫、李兆基和霍英東，便是從無到有的典型巨賈。史塔威爾不以為然，他指出邵爵士為上海紡織富商之后，李兆基的先輩是順德成功的銀莊主人，霍英東確是無產階級出身，但他獲英國政府獎學金入名校(皇仁書院，因“二戰”而輟學)就讀--在殖民時代，入讀名校學得英語，等于跳出草根階層、邁出事(職)業成功第一步!顯而易見，在政權易手之際，南來的富家子弟大都身無長物，唯他們除了有富裕階級的基因、童年受良好教育外，還有耳濡目染的“身教”以至廣泛的人脈關系，這些都是草根階層人民所完全欠缺的優勢。
2、行壟斷之實 不從事出口業
史塔威爾指出，亞洲這些超級豪富在經商上有兩個相同的特點。第一是他們大都不是從事“最興旺”的出口業，因為做出口生意要面對國際競爭，那意味即使訂單源源而至、生意大有可為，但利潤“普通”，從牟利角度看，做出口貿易尤其是兼營工廠，賺的是“辛苦錢”，而且比較起來是蠅頭小利，因此避之大吉，是為上策。第二是他們較有興趣的生意是港口碼頭、電信服務、公用事業、賭博娛樂和物業發展，這些項目的共同特點是有專利或只有少數競爭者，因此較易組成卡特爾，進而財源廣進。
人們常有的一個錯覺，以為香港是一個完全自由化的經濟體(弗里得曼認為它是全球經濟最自由的地區)。實際上，香港的對外經濟(貿易)確實是最自由，但它的內部經濟，卻一點不自由，地產、公用事業、零售等各行各業都被寡頭所壟斷。為了阻擊零售業的競爭，李嘉誠不讓家樂福的運貨車進入長江實業擁有的物業地區，打斷水電供應。
如果扣除李嘉誠在壟斷性資產和操縱市場、內幕交易中獲得的利潤后，即使加上他售“橙”中獲得的巨額收益，他在開放市場上的投資收益，并不比被動投資的收益高。(有意思的是，就像熱衷“莊股”的內地股民一樣，被李一次次玩弄的香港股民，始終對“超人概念”樂此不疲。)
3、不斷改變自己的顏色
有跡象顯示，東南亞富豪們的財富地位，和他們的“去中國化”程度上是成正比的：與當地文化融合越深，地位越高。
當然，更準確地講，他們的財富地位，與他們的“文化本質”并無太大關系，而是取決于他們的適應變化的能力。無論是早期的殖民統治者，后來的民族主義者，還是日本占領軍，成功的富豪就是要能夠根據政治統治者的變化，不斷改變自己的顏色。隨著港澳回歸，以及近年來中國經濟的強盛，越來越多的富豪成了“愛國人士”。
何賭王以二戰時與日本人做貿易起家，現在則是知名的愛國人士。一些為了開拓中國市場，盡力要向國人體現自己“華人性”的富豪，實際上華語能力已經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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