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來，中國企業一直在官商結合的道路上徘徊。亦官亦商、錢權互動的明潮暗涌下，“政府越大、市場越小”乃注定的經濟結局。一個優秀的企業家就是一顆從體制硬土中破殼的種子；而他們的經歷、感悟、思想、觀點，則是折射商業發展史的明鏡。
福禧集團的張榮坤，農凱集團的周正毅，國美電器集團的黃光裕堪稱當今中國官商勾結而失敗的典范。
在一個制度轉型的漫長時代里，他們的教訓是慘痛的。對政商關系的解讀沒有標準答案，只是一種生存法則。在中國現有體制下，這一類的悲劇還會反復涌現。
眾所周知，在我國經濟發展中，政府官員及有關部門掌管著資源配置權、項目審批權、行政處罰權等諸多權力，企業要想獲得巨大的資源就必須與權力結盟——這幾乎是所有落馬富豪曾經夢寐以求的成功捷徑。在層層疊疊的制度圍城中，尋找突圍之路。因此，大多數企業家游走于法律的灰色地帶，對他們來說，企業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有權有勢的政治人物的庇護，銀行貸款、土地征用、能源供應、爭取項目、企業上市等等，無一不與權力息息相關，而如何有效的經營一家企業所需要的企業家精神卻被他們棄若敝履。企業家熱衷于和權力沆瀣一氣，對一個成熟的商業社會來說是不可想象的，它不僅沒有可能造就一大批全球性企業和品牌，還會窒息健康的商業文化，毒化市場環境。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曾經憂心忡忡地說：“中國未來經濟能否持續增長，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家是不是由尋租活動轉向創造價值的活動。”
如果官員的權力受到有效制約和監督，便很難發生上述踐踏法律、“公私共權”的官商共同體。官商一體的出現，使社會存在可濫用權力的空間，官員可利用其謀取最大利益，企業也會為獲取在競爭中不可能得到的利益而向權力靠攏。用財力影響權力的實施，用權力為企業的利益最大化開辟違法途徑，企業在經營中一旦搭上權力這部“戰車”，必定踐踏法律、無視規則。
那么，為什么當今老百姓對一些富人和官員抱有“仇視”心理呢？我想，還是這些富人和官員自己糟蹋了自己的原因所致。
原本“為官者”都應該是些具有正義之氣、才俊之象、善良之德的人。但是審視當下的一些為官者卻不是這樣的人。他們并無超出一般人的才華和德行，相反卻只知道攀龍附鳳、虛情假意、吃喝嫖賭、玩物喪志……你看，如此為官者，百姓焉能不煩、不嫌？并且，更有甚者一些為官者損公肥私、狐假虎威、欺壓百姓、無惡不作……你看，如此為官者的如此作為，百姓又怎能不恨、不仇呢？如此這般模樣的為官者，難道說還不是在“自己埋汰了自己”、“自己糟蹋了自己”的嗎？這樣的為官者不為百姓所唾棄、所憎惡、所仇恨，那才奇怪呢！
我沒聽說過一個為工作而盡職盡責、為百姓東奔西走地謀福利的官，百姓不去稱贊他、不去敬仰他、不去感激他的道理。孔繁森、焦裕祿這樣的官，老百姓能去煩他、嫌他或是恨他、仇他嗎？因此，一個為官者若不為百姓著想，不去干人事，老百姓就會厭惡他、憎恨他。可見，仇官的人絕對不是盲目地仇官，更不是見官就仇。仇官的人是在仇那些貪官污吏和那些欺壓百姓之官。這是自然的。因此說，“仇官”的本質是“仇腐”。
“官”源自于民，因此，“官”與“民”之間應該并無“利害沖突”可言，更不應該出現“仇官”、“敵官”的情形出現。但若為官者不為民著想、不為民服務，那么這樣的情形就必然發生。所以，為官者要想不為民所仇，就必須做堂堂正正為人民服務的官。否則，只能走向百姓的反面。到那個時候這些官兒們的處境自然就危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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