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來，中國人仇富、仇官心理愈來愈強烈，社會矛盾越來越突出，有些地方的富人和官員與老百姓之間的矛盾激化，幾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經過深入分析發現，中國當前所謂的仇富、仇官，其實人們仇的不是富，而是不公：仇不是官，而是是腐！比如，有錢人用錢可以上好學校，窮人沒錢擇校，有錢人擠壓了窮人上升的通道；富人多生孩子，交了罰款了事，窮人沒有錢交罰款，就只能到懷孕七個月也得被引產。而更多的平民仇的不是富，而是富有的機會。有錢什么都可以買，文憑、官職、就業、甚至是法律文書，本來是窮人的指標被他們通過花錢買去了。
毋庸置疑，中國是目前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中國的貧富差別已經過了國際警戒線，貧富差距問題如果得不到解決，將導致社會動蕩。據相關資料顯示，在中國，有80%的財富被20%的人占有，而80%的人只享有20%的財富資源。
貧窮差距懸殊，是產生仇富心理的起因之一，但筆者認為，這不是中國人仇富的真正原因。中國人仇富的真正原因在于，絕大多數富有的“精英們”的財富來路不明，社會責任感不強，缺乏愛國心和同情心，公眾形象和綜合素質極其低下。
我們再來研究一下富人財富的來源。我曾對福布斯富豪榜上的富人進行研究發現，在1988至1998年期間發家的商人當中，有60％的人都是抓住企業改制的機遇，通過“暗箱操作”購買國有、集體資產而暴富的。
看看買斷國有、集體企業產權的老板，有相當大一部分都是原來的企業領導，那些領導如果單靠他們的工資收入，買得起廠？一方面，他們在企業當領導時，貪占、挪用、受賄，積攢了CYE部分資本。另一方面，他們（包括其他買廠的）與政府官員勾結，把一個值幾千萬、幾個億資產的企業（包括土地使用權），他們用幾十萬、幾百上千萬就買到了手。不說生產，光說轉手到賣土地就是幾千萬元甚至幾個億的利潤。
企業改制是發展市場經濟的必由之路，只是由于缺少監管，或者因監管者也想發財，結果只能是苦了廣大的貧苦工人弟兄。有些企業改制后，幾千上萬的工人沒有生活來源。而且大多數下崗職工都是四五十歲左右的中年人，打工吧沒人耍，體力活做不動，上有老下有小，還要自己交繳醫保和養老金，生活壓力不堪重負。
事實上，各個國家都會面臨民眾貧富差距的問題。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美國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但是，美國民眾對富人的態度卻并遠沒有像國內這樣對立，甚至部分富人還成為了全民偶像。近期，美國某機構公布了2011年100家上市公司高管的年薪排行榜，蘋果CEO蒂姆·庫克以3.78億美元的年薪高居榜首，折合人民幣24億元，至少相當于蘋果公司在得克薩斯州首府奧斯汀一家新企業園區的全部投資、抑或是蘋果代理生產商富士康一個工人6萬年的工資總額。就庫克本人而言，可謂是蘋果公司的拯救人與掌舵者。
庫克初進蘋果公司之時，這家IT企業的運營正可以用“一團糟”來形容，并飽受內耗損失之苦。庫克到任后即憑借自己出色才能提高了蘋果的庫存周轉效率，并主張跳過中間零售商自建“蘋果零售店”。可以說，蘋果今日市值的飆漲，與庫克本人的能力和睿智息息相關，他有足夠資本獲得相應的高薪。
以此觀之，在美國即便是一個打工者也有成為大富豪的機會，只要你有足夠的能力讓公司市值提升，老板就愿意與管理者利益均沾。而且，庫克造富成功并非具有排他性和偶發性，在自由流動的經理人市場，每個人都可能成為耀眼的CEO，他們的機會是均等和公平的。恰因此，即便庫克拿到了天價高薪，也不會遭致多少非議，反而會有更多擁躉競相跟隨其努力攀越的足跡。
更進一步講，美國既有個稅制度不僅起到了削峰填谷、反哺民眾的作用，而且較高的遺產稅稅率也削弱了財富在代際間的傳承能力。良好的稅制環境安撫了貧富階層間的對立情緒，且強化了憑借個人奮斗發家致富的社會理念。
如今中國的經濟發展效率已經取得了驕人成績，資源公平配置當得到更多關注。政府部門在督促富人們反哺社會的同時，也應當通過對相關制度構建的拾遺補缺，讓民眾獲得更加廣闊和公平的創富階梯。
官商勾結、以權謀私是很多商人和官員一夜暴富的捷徑。改革開放30年來，在中國商界依托官商勾結一夜暴富的人大有人在，因官商勾結而“落馬”的企業家舉不勝舉。企業家因官商勾結而失敗在某種意義上說，它具有更為鮮明和獨特的中國式特征。
想認識全國各地的創業者、創業專家，快來加入“中國創業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