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取所需”的基礎上，經過近些年的合作，中外方在項目中的地位也在發生微妙的變化。
在駱玉鼎看來，中外合作辦學大約可以分為四個階段。自1990年代中期開始，中外合辦項目在中國生根發芽，那個階段，合辦項目對國內的商學院教育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對中方院校而言是一個引進、吸收、提高的過程。
到2005年以后，國內商學院間競爭開始逐漸激烈了。駱玉鼎認為，第二個階段可以稱之為“品牌競爭”的階段，各個商學院的學費與生源都出現了分化。不少商學院認為自己的品牌力不足，因此希望通過中外合作來“借品牌”，以此增強競爭力。
到了金融危機之后，國內商學院迎來了樹立自身品牌的好時機。一方面，國外商學院的“架子放下來了”，另一廂，中國經濟的表現仍然比較搶眼，國內商學院的品牌得以提升，且獲得國際認證的數量越來越多。到了這個階段，國內商學院的重點是打造自己的品牌，從這點看，“側重做雙學位或中外合作項目，意義就沒有那么大了。”駱玉鼎稱。
在他的心目中，國內商學院正處于第四階段的臨界點，即中國商學院攜手國外商學院“走出去，通過互設海外校園、學分互認、資源共享等方式把中式商學教育擴展到海外去”。這樣不僅能為出海的中國企業提供本地化服務，也能為跨國公司培養中國通。駱玉鼎對此表示出很高的期待。
文化沖突
相比于一般的MBA項目，中外合作項目從發起、設計到招生、運營，都顯得頗費周折。
浙大MBA教育中心主任壽涌毅對此感觸頗深——他全程參與了浙大管院與加拿大麥吉爾大學合作的“制造與供應鏈MBA”項目的設計，該項目的籌備期長達兩年。
“雙方磨合的難度很大，前期溝通是個非常花精力過程，”他說道，“我們幾乎每兩周都要開電話會議，為了這個項目我還專門飛到加拿大兩次。”
在采訪中，幾乎每家商學院都承認中外合作項目的挑戰不小，不僅耗時耗力，還容易產生意見分歧。以浙大管院的“制造與供應鏈MBA”為例，由于是雙學位項目，學生必須同時符合兩所院校對于入學和畢業的要求，重新整合的課程也必須得到雙方認可，達到兩所院校對于質量的要求。用壽涌毅的話說，這個項目中每一門課的課程大綱及教授都要先做考評，需要得到雙方院校的逐級批準，因此“我們需要非常仔細地設計課程中的各個環節，前前后后花了兩年。”
再比如，一些商學院授予學位的前提是要求一定比例的課程由自己的老師來上，這同樣會給合作帶來障礙。“打個比方，如果雙方都要求原先課程中的60%由自己的教授來上，那么學生要拿兩個學位就變成至少要上120%的課程，比原先的最低學分要求高了不少，這也是一個難題。”上海交大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周林稱。
雙方的合作尚且難以協調，三方或多方的合作就更加艱難。眼下，浙大與法國里昂商學院、美國普渡大學合作開辦了“全球創業MBA”，結果發現，不僅中方與外方的教學體系有很大差異，美國和歐洲商學院之間本身也存在隔閡。
“就拿入學標準來說，中方、美方與法方的要求各不相同，會有很多細節甚至一些原則性問題的沖突，如何處理變得很棘手。”壽涌毅稱，“好在我們有著非常好的互信，還是可以通過交流來解決這些問題。”
在此基礎上，中方院校通常看重的是合作項目對自身影響力、知名度的提升，給同學和校友帶來的價值，以及對自身教師在科研、教學領域的提高等。廈門大學管理學院院長沈藝峰認為，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往往在第一年和第二年很困難，但等大家建立起互信機制后，項目的推進就會順利很多。“許多院校與外方的合作是斷斷續續的，因此會出現溝通難題。只要連續做幾年，許多溝通就不是問題了。”
可以說，合作辦學需求很熱，但如何度過磨合期，是擺在這些課程設計者面前最現實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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