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今開幕
新華社北京3月2日電 全國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將于3月3日下午3時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
會議期間，2000多名全國政協委員將聽取和審議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和政協十一屆二次會議以來提案工作情況的報告，列席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聽取并討論政府工作報告及其他有關報告。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央電視臺、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將對開幕會賈慶林作政協常委會工作報告進行現場直播。新華網、人民網、中國網、央視網將對開幕會作實時報道。
全國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3月2日下午15時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新聞發布會，邀請大會發言人趙啟正介紹會議有關情況并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兩會傳真
政治協商是“立體民主”
趙啟正說，政協有最大的話語權，是“立體民主”。他說，“話語權的定義不止是發言權，而是他的發言能夠有權威性，能夠有效果，否則不能說有強大的話語權。隨便聊天不是話語權，那是聊天權。政協委員在會上的發言都是經過一年或者幾個月，或者幾個星期的調查研究，經過深刻思考后才提出的，并且他在了解情況過程中是得到支持和保護的。”
趙啟正說，“比如說我們對糧食生產關心，我們就可以到那里去調查。我們對邊境貿易中存在的某些可能會引起一些混亂的現象，我們也可以去調查，我們調查的結果可以以書面形式向執政黨，也就是中國共產黨，向黨中央和國務院正式提出意見或建議，并且可以保證得到一個嚴肅的回答。”
“如果就用發言自由來描述政協委員的活動就太弱了，他們視察自由，監督有關的公務人員也自由。所以政協的會議不僅形式上生動活潑，內容也是十分深刻的，并且結果是有效的。”趙啟正說。
民生相關提案占總數三分之一
趙啟正說：“大家知道全國政協委員是來自全國30多個界別，可以說他們是比較了解各個方面的民生問題的。政協有許多活動是圍繞著改善民生來展開的，我可以給大家舉一些例子。政協日常的一個重要活動叫專題議政性常委會，我們就召開過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和諧的專題議政性常委會議。”
趙啟正介紹，“三農”問題是民生問題中的重要問題，“我們曾經組織專題調研組分赴黑龍江、湖北、吉林、江西、安徽等地，與全國13個糧食大省政協聯合調查，提出了關于穩定糧食生產、增加農民收入、拉動農村消費的建議，包括了很多具體內容。”“我們還組織過多個調查團，其中包括汶川災后恢復重建情況的調查、我國基層衛生體系建設情況的調查。關于民生問題我們去年的提案總共有1900件，大概占總提案數的三分之一。”
此外，很多委員就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市場上廉價藥物短缺問題、堅持教育公平、實行分類指導問題，都提出過很多重要建議，并被有關部門重視和采納。
安排10個半天小組討論
趙啟正在回答提問時說，大會期間，將組織三場大會發言，題目是經濟建設，這是一個題目。另兩個是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這涉及到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統戰政協工作，并且有超過40位委員屆時要發言。
會議將安排10個半天的委員小組討論，黨和國家領導人將出席開幕會和閉幕會，并且參加小組討論，與委員共商國是。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有關領導同志以及有關部門負責人將聽取大會發言，參加委員小組討論，聽取意見和建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負責人也將聽取委員們對兩高報告的意見和建議。
中國已承擔相應國際責任
趙啟正說：“隨著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的高速發展，中國的確是由世界舞臺的較邊緣走到了世界舞臺的中心。中國所發生的事情，往往成為世界的事情，而世界的事情成為中國發展的環境，也影響著中國。因此，中國對于它所應當承擔的國際責任，我們承擔的越來越多了，而國際上對此也有期望。我們承擔的國際責任可以從三個角度看。
第一，把中國自己的事情做好。比如這次克服國際金融危機，如果中國的經濟也往下滑，GDP不這么增長或后退，那將對國際有什么影響，使國際貿易出現什么樣的窘態，這是很明顯的。所以第一，要把中國自己的事情做好。
第二，中國在國際關系處理上，要實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既要維護中國的利益，也要考慮到世界的利益，要做好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所應該承擔的義務，表達正確的意見，維持世界的真理。
第三，在我們力所能及的前提下，盡可能多的承擔國際義務，比如說維和部隊，以前我們是不派一兵一卒的，現在在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當中，我們是派出維和部隊人員最多的，并且在所在地區作出了杰出貢獻，甚至有流血犧牲。
這次哥本哈根會議，中國明確提出，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石化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達到15%，并沒提出其他附帶條件，是我們自己對自己提出的。相比之下，有些國家并沒有提出自己應當做的那種指標。現在有些外國媒體指責中國在哥本哈根會議上種種不是，這完全不符合實際。
私企利潤增幅超過國企
中央電視臺記者提問說：“我們注意到，目前有不少文章說去年是國進民退的一年，也就是國企的發展擠占了民企的生存空間，這樣的事情是由政府的政策造成的還是其他原因？希望您給我們解釋一下。”
就此提問，趙啟正說：“我的確注意到，國內外媒體都有說中國存在著“國進民退”這一現象。我就在想，這個印象是怎么來的？我覺得可能是由于去年在我們克服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的時候，我們兼并、重組和關閉不符合安全規定的廠礦引起的。”
越啟正說：“山西是一個小煤礦、大煤礦都很多的地方，山西煤礦去年有2600座減少到1053座，企業的主體由2200多家減少到130家。這樣一看，這不是國進民退了嗎？印象就是這么來的。印象不是判斷的最可靠手段，最可靠的手段是數據。可以說改革開放30年來，國有經濟、非公有制經濟比翼齊飛。
在很特殊的2009年，并不是國進民退，我給大家幾個數據。我們比較私營企業和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這是兩組，我和大家說幾個同比的重要數據。工業增加值，私營企業是18.7%，國有企業是6.9%。總資產或者說資產合計，私營企業增長20.1%，國有企業增長14%。從業人數，私營企業增加5.3%，國有企業增加0.8%。主業務收入，私營企業增加18.7%，國有企業降低0.2%。最重要的是利潤，私營企業的總利潤增加17.4%，而國有企業則是-4.5%。”
趙啟正說，市場經濟是有內在規律的，但政府要盡量創造好的宏觀條件。政府曾經發布過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全國政協也有貢獻，我們向中央報送過關于新形勢下民營企業發展問題的調研報告，原因是我們政協委員中有很多私營企業家，因此其報告十分接觸實際，反映他們內心利益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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