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球主要經濟體沒有誰處于繁榮階段，維持增長變得可貴，越是此時，似乎越需要關注有哪些小概率事件可能使得全球和中國經濟遭遇沖擊。
從長期看，“富國重債”問題何去何從值得警惕。這可能給全球金融體系帶來顛覆性的災難。
1987年，美國聯邦政府基本上沒有債務，目前美國聯邦政府債務已高達15.88萬億美元，對GDP的占比超過110％。1992年，日本政府的債務余額對GDP的占比為60％，目前已超過215％，債務余額高達12.62萬億美元。僅過了20多年，美日政府就已債務纏身。歐洲的主權債問題也類似，目前歐盟主權債總額超過10萬億歐元，其中歐元區公共債務/GDP占比超過87％，希臘、葡萄牙、意大利和愛爾蘭的主權債/GDP均超過100％。過去10年，歐美日的債務膨脹均遠超經濟增長，令人不敢想象未來20年歐美日面對債務問題如何自救？
如果把中央政府債務分攤到每個國民頭上，美、日國民人均負債分別為5.1萬和9.9萬美元。假定美、日人均年收入為4萬~5萬美元，儲蓄率為10％，則日、美國民分別需要工作約20年和10年，才能還得上中央政府的債務。
不僅如此，美、日兩國中央政府債務由外國人持有的比例分別約25％和10％，因此美、日的債務困局不可能不沖擊到全球貨幣體系。從長期看，債務堆砌和老齡化是一枚硬幣的兩面，若發達國家要負責任地解決債務問題，只能多生孩子晚退休、多儲蓄少消費、多創新少福利。從短期看，歐美日均已陷入了零利率加量化寬松的極致狀態。“富國重債”會是吞噬國際金融大廈的可怕海嘯嗎？
從短期看，中美匯率爭端，是否會悲劇性地上演？羅姆尼已明確表態，如果其當選，將以“匯率操縱”為名，迫使人民幣匯率大幅升值。盡管近期美國就業數據好轉，失業率低至7.8%，創四年來的新低，為奧巴馬的連任添分，但羅姆尼和奧巴馬的差距在不斷縮小，對外經濟戰略或政策不能建立在僥幸的押寶方式上，不能假定奧巴馬必然當選，或假定人民幣匯率問題只是大選話題，若匯率沖突真發生，中國房地產將加速泡沫化，外貿將舉步維艱。
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歷史，先后有蘇聯、日本和歐元區居于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位置，但似乎都沒有能承受住來自美國這位全球經濟老大的沉重壓力，而陷入了泡沫經濟之中。如無大危機侵襲，中國將在2020年成為發達國家，在2027年左右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我們不應賭誰能當選美國總統，而應看到人民幣匯率隨時可能成為全球話題。歷史往往是會重演的，中國為人民幣問題準備好了應對之策了嗎？
從長期看，中國銀行業會否再次“背水一戰”以迎戰新危機？中國國運的根本在于堅持深化改革和開放，尤其是整體的自上而下的變革。從技術層面看，銀行業能否穩健運行令人擔憂。
銀行業仍有“三重門”需要穿越：一是利率市場化，習慣了躺在吃利差、拼規模溫床上的銀行，如何迎戰利率市場化帶來的金融體系大變革？二是地方債務，估計和銀行相關的地方投融資平臺貸款余額約為10萬億元，這尚不包括銀行之外的地方債務平臺。如果中央和地方的事權財權不能平衡，那么債務風險也會岌岌可危。三是隨著增長放緩和結構轉型，銀行不良資產將逐步暴露，與此同時銀行還面臨巨大的補充資本的壓力。
2003年以來中國金融行業尤其是銀行業的脫胎換骨，有體制改革的因素，但也帶有幸運因素，中國成功地向次貸危機前即將走向泡沫巔峰的全球資本市場講述了一個一個“中國故事”并獲得了投資者的信任。
2004年溫家寶總理在總結國有銀行股改上市時，曾表示：“背水一戰，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當下，繼續不思進取維持銀行業現狀，或許就是坐視其走向未來的黯淡。
從短期看，中日釣魚島沖突始終可控嗎？如果日本具有清晰的戰略視野，那么當下推動中日韓在貿易和金融領域深化合作，例如創立自由貿易區，嘗試貨幣一體化進程，東亞的未來命運將為之一新。可惜這樣的愿景已漸行漸遠。
人們常用“政冷經熱”來形容中日關系，日漸衰落、國民中位數年齡接近47歲的日本，其高得票的右翼化政府和政客，民意基礎是整體國民的加速右傾。
中日“政冷”慣性依舊，中日經濟交往也將逐漸冰封。以日本汽車為例，在2008年前后曾占據中國約30％的市場份額，而今縮水到不足20％。中國在崛起，日本在衰落，島爭如刀刃上的雙人舞，其走向會符合理性、對話和可控嗎？
為什么我們必須關注黑天鵝式的小概率壞事，而不是想象歌舞升平的好事？很簡單，對喜劇可以不設防，對悲劇必須有所提防。報喜不報憂的習慣，讓主流研究機構繼續對2013年的中國經濟保持樂觀，較常見的預測是明年經濟增長將超過8％，通脹則在3.5%~4％之間，看好的還是政府換屆之后的政策沖動。
改革開放30年，戰略層面的改革開放、戰術層面的經濟翻兩番沿用至今，政府自身的慣性、惰性有加大的趨勢。中國的未來之路在何方？在此我們必須警惕那些可能引爆經濟動蕩的導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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