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的中國夢：用教育讓每一個中國人充滿夢想
私立教育的消滅，導致了公立教育的壟斷，而任何一樣東西壟斷就意味著發展停滯。
普通家庭的孩子留學機會少了。教育不均衡不僅體現在國內，而且在國際留學上也深刻體現出來了，這是一個令人擔憂的現象。
我本人的價值理念，是想幫助社會底層的人成長起來，因為我自己也是這樣成長起來的。
“對民辦教育合理性的懷疑， 是很落后的事情”
中國教育的問題恰恰是民辦教育消滅掉帶來的巨大問題。
南方周末：你辦新東方最原始的動因是什么？新東方這個名字是怎么來的？
俞敏洪：1989年以后，北大規定不允許老師隨便出去代課了。一個重要原因是之前我出去上托福、GRE課和北大自己辦的同類型短期培訓班產生了嚴重沖突。北大培訓班的生源數量和收入都明顯減少。那時候，北大辦培訓班的部分收入，在月底會作為老師的獎金發放，那就意味著全體英語系老師的月獎金也會隨之減少。我一下子就變成了“人民公敵”。
到了1991年夏天，我從北大出來，租了一個民辦學校東方大學的辦學執照，和他們進行分成。我把總收入的25%給他們，從1991年到1993年就是用這種方式辦學。
后來我就去北京海淀區教委申請辦學執照。申請執照有兩條要求：第一是主管單位同意，當時我的主管單位還是北大，當然不會同意；第二是要有副教授職稱。這兩條我都不符合，但是我后來和教育局的領導慢慢混熟了，他們說北大的講師應該也算。再后來，我個人的關系轉到了全國人才交流中心，剛好教委一個女辦事員上過我的課，她偷偷地幫我蓋了個章，我就正式開始辦學了。
因為之前我上課的學校叫東方大學，起新名字的時候想留下東方這兩個字。碰巧有個在北京高科技公司的朋友辦了個新北高公司，受他啟發我就叫新東方，沒有任何別的含義。
南方周末：你當初做出國考試培訓，是完全把它當做商業公司來做的嗎？
俞敏洪：國家當時的界定很模糊，你要是把它當做一個生意呢，它就是一個生意，你要把它當做一個學校呢，它就是一個學校。但是資產歸誰也說不清楚。當時有規定，你要是把學校關了，學校剩余資產跟你沒關系，教育局可以拿走。我就是把新東方當做一個賺錢的培訓學校來做。
一直到2002年國家頒布民辦教育促進法時，還在區分教育培訓機構是營利機構還是非營利機構，直到現在還沒有分清楚。背后的原因是部門利益博弈。最近國務院要求大量減少審批程序，就是因為每個部門審批意味著每個部門都可以管你。民辦教育到今天為止，還是一筆糊涂賬，是新東方帶頭把它變成了商業運作模式。其實國家可以把學歷教育當做非營利教育，把培訓教育當做營利教育。
南方周末：民辦教育存在的合理性，是否公辦教育滿足不了需求？
俞敏洪：對民辦教育存在的合理性的懷疑，是很落后的事情。中國教育的問題恰恰是民辦教育消滅掉帶來的巨大問題。新中國成立前，中國的私立教育非常厲害，現在所有最優秀的中學在解放前幾乎都是私立中學，很多優秀的大學也是私立的。私立教育的消滅，導致了公立教育的壟斷，而任何一樣東西壟斷就意味著發展停滯。
設想下，現在中國如果有幾百所大學是私立大學，最優秀的大學可以跟北大清華比肩，有幾百所私立中學，可以跟當地最優秀的公立高中比，你想中國教育是個什么樣的現狀？私立教育不需要國家的錢，國家省出來的經費可以往需要的地方挪。教育其實可以很省錢，還能發展得很好，互相競爭，互相不服輸。最后的結果就是私立教育變成精英教育，公立教育變成普及教育，就像美國那樣。
美國州立大學承擔了美國老百姓的普及教育任務，像哈佛、耶魯這樣的私立大學，就承擔了精英教育的任務。通過基金會的管理方式，私立大學照樣可以給貧困學生獎金。我覺得中國教育最缺的就是私立教育，現在中國的培訓教育很發達，這是私立教育的一部分，但實際上培訓教育是一種商業化的教育模式，全世界都有，一般不會作為教育主流來推廣。
“普通家庭的孩子 留學機會少了”
窮人在中國和美國上好大學的機會被同時減少了。
想認識全國各地的創業者、創業專家，快來加入“中國創業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