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過去2013年，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中國互聯網創業者與所謂的 “創業圣地”硅谷的心理距離，越來越遠了。也就是說：硅谷發生了些什么，硅谷的創業者們在做什么，硅谷的“下一個創新趨勢”是什么，至少在過去的一年，中國的創業者明顯地越來越不關心了。
你可能會一上來就反駁我。但我想說的是：中國互聯網創業者和投資人與硅谷心理距離的遠近，與是不是每年至少去一次CES、一次Google I/O大會，以及去硅谷參觀考察多少次，關系并不太密切。至少我們PingWest的讀者告訴我們，我們第一手報道過的那些正在硅谷發生的前沿的科技創新公司和它們背后的模式，他們真正關心并且覺得對自己有用的，越來越少了。事實是：硅谷已經不再是中國那些比較成功的創業者的“靈感”來源。如果你細數一下2013年在硅谷發生的那些引爆潮流的事，除了比特幣這個具有普遍被用來進行金融交易的特殊例子之外，有哪些在硅谷的其它領域最熱門的初創公司，以及新出現的明星公司在中國被普遍學習和復制而且成功了？是Snapchat？還是Coin、Square和Box？再不然是LinkedIn、Airbnb、Tumblr或者Tesla?
都沒有。那種大規模集體復制美國社交應用、圖片分享應用和團購網站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在過去的一年里，你看到的越來越是中國和硅谷在科技創新趨勢上的兩條平行線：在美國，2013年“大數據”的爆炸是最驚心動魄的一件事：你陸續發現了一系列大數據分別侵入網絡存儲、金融、法律、電信、社交網絡廣告、人才招聘、信用體系和物流等領域的初創公司；而另一個典型的趨勢是企業級服務的復興——越來越多個性化界面和設計的企業級軟件工具，開始出現并服務對辦公的移動性、靈活性和遠程協作有著日益迫切需求的新型公司，而這一領域的明星級公司Box也傳說將在2014年上市了。而在中國，大數據相關的公司這兩年仍普遍集中在社交媒體分析與廣告營銷領域，企業級服務市場波瀾不驚，偶爾的一兩家在扮演“先驅”角色。這邊最熱門的趨勢是互聯網金融和理財產品，以及無處不在深入到人們生活需求細節各個方面的O2O本地生活服務；哦，還有以智能電視和路由器為代表的傳統硬件改造——硅谷的創業者絕對不會想到，智能電視和路由器能在中國被做成這個樣子。
即便是在交通工具類app和比特幣這兩個在中國與硅谷看似高度重合的熱門領域，它們做的事在實際上也有本質的不同：在硅谷，Uber和Lyft這種租車和搭車類的工具更流行，而在中國則切換到了大城市“打車app”的情境中。在硅谷，與比特幣相關的創業者更多地下沉到了支付和交易環節，例如比特幣錢包Coinbase如何讓人們使用比特幣獲得PayPal那樣的體驗，而在中國，比特幣創業仍處在上游環節：例如挖礦、兌換和安全……
現在還無從評價中國創業者與硅谷創業者日益“離心離德”這件事是好是壞。我自己的態度其實還挺樂觀的——因為這至少意味著一種做事方式的轉變：是追著“概念”還是追著“需求”。至少，中國有了一款掌握全國10%電影票房收入的app“貓眼電影”，那是因為看電影貴、人多且院線信息不對稱，人們需要這樣的東西；中國有“阿姨幫”和“餓了么”這類的O2O產品，是因為這種快速的尋找到附近生活援助服務的需求變得越來越迫切；打車app在中國迅速引爆是因為交通問題和打車永遠是在國內一線大城市生活的痛點。而百度和支付寶等推出理財產品，是因為國內金融機構理財產品的信息化程度極低、溝通流程及其繁瑣，但互聯網能激發人們潛在或已經存在的理財需求——順便說一句，我媽媽這一兩天就會成為“余額寶”的理財用戶，我沒有告訴過她老人家任何關于余額寶的事，這完全是她自己在逛淘寶的時候發現的，而且比起那些“余額寶”瞄準的1980和1990年代出生的、每月盈余不多又想理財的年輕人，她老人家顯然是入場大戶。
可如果你做本地生活需求服務應用學Zaarly，交通類app學Lift和Sidecar的話，那就真的死定了——但幾年前，我們的創業者們普遍就是這么做的。前不久跟陌陌的創始人唐巖閑聊天，他很好奇為什么中國到現在還沒有哪個團隊在大張旗鼓地做“中國的Snapchat”，閱后即焚社交應用。我說那你自己為什么不做啊？陌陌和YY包括微信，有哪種熱門的社交工具在美國是有樣板的？
造成中國和硅谷兩個“平行世界”，以及中國創業者越來越少在靈感、情感和模式上依賴硅谷“創新源泉”的原因，除了人所眾知的一些原因——比如政府監管與市場特殊性等因素之外，其實還與中國近兩年來互聯網創業生態系統的深層次演進和變化有關。在我看，至少有三點因素是不可忽視的：
第一，中國的互聯網巨頭開始建設性地參與國內互聯網創業的生態，讓創業者有多找到現實方向和出路的可能性，也讓創業者更容易獲得回報——
2009-2012年間中國互聯網創業者普遍“向硅谷學習”或“復制硅谷模式”的現象是建立在對國內創業環境的苦悶和絕望的前提下的：一個精益的創業團隊的一個創業項目一旦初有起色獲得關注，巨頭馬上撲過來復制它，依靠自己的流量紅利迅速消滅初創公司。而“借鑒硅谷模式”對創業公司的成本和風險相對偏低，相同領域而一旦國內巨頭也復制或抄襲的話，則面臨更高的來自海外的訴訟和法律風險。
但從2012年開始，國內以BAT和360為代表的互聯網巨頭與初創公司的關系發生了顯著變化：前者成了后者的戰略投資者，甚至最后的收購金主。算一算過去一年就多少家初創公司甚至已經進入成長期的創業公司接受過巨頭的戰略投資或索性被收購就清楚了，這種關系的變化是根本的：因為獲得回報的可能性加強，創業者就更容易專注在思考如何探尋本地用戶的需求這件事，從而加速了“接地氣”的過程。另一方面，創業公司也能從騰訊、百度、阿里巴巴、360、攜程和小米們的方向和需求上，更精準地定義自己的產品和業務方向——這些巨頭深諳國內用戶的需求和運營，更重要的是，與過去不同，它們現在或多或少地都留出了投資初創公司，或與初創公司在一些領域進行合作的空間，幫著初創公司“接地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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