馳騁商場十余年的黑龍江商人王賀君，最近在蒙古國遇到挫折。“蒙古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我個人投入數百萬元人民幣，到現在還沒收回成本。”王賀君2013年獨闖蒙古國，本打算在烏蘭巴托市蘇赫巴托區分包融雪劑，但對方爽約著實讓他“心寒”。
在一次中資企業內部座談會上，王賀君大倒苦水。然而，“在蒙古國的中資企業，又有誰沒有這樣的經歷呢”？
自蒙古國確立“礦業興國”的發展政策以來，世界各國資本開始角逐這塊投資“處女地”。然而，2012年政府選舉時，蒙古國議會——國家大呼拉爾通過的《戰略領域外國投資協調法》，給投資熱潮潑了一盆冷水。
敏銳的外國資本早早覺察到風險，不到一年內紛紛撤資。加之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下滑，資源價格今非昔比，蒙古國的礦業投資熱潮漸趨回落。在有蒙古國礦業風向標之稱的“國際礦產投資者論壇”上，2013年參會者從往年40多個國家1000余名代表銳減為10多個國家500名代表。
投資熱度回調、外商投資減少，令蒙古國經濟深受影響，蒙古國貨幣圖格里克由此大幅貶值。４月份《財經國家周刊》記者用１元人民幣可兌換230元圖格里克，現在則能換到290元圖格里克。
經濟窘況逼迫蒙古國不得不重新審視法律環境。10月3日國家大呼拉爾以83%贊成率討論通過了新《投資法》，執行僅一年多的《戰略領域外國投資協調法》就此作廢。10月底，蒙古國總理訪華，并與中國簽訂戰略伙伴中長期發展綱要。
中蒙經貿投資合作前景再次受到外界關注。“慎重、慎重，還得要慎重。”蒙古國中華總商會秘書長商那拉圖這樣回復記者。“協議不過表明蒙古國高層更加重視對華合作，但中層執行者和基層百姓能否接受還有待時日。”
一直以來，蒙古國社會對華態度總是有些晦暗不明。在烏蘭巴托，隨處可買到山東面粉、山西陳醋，但大街上卻幾乎看不到漢字，即便是中餐館也只能用“xinjiang caiguan”（新疆菜館）、“bashu 888”（巴蜀888）來替代。
在這樣奇特的環境下，中國卻連續十多年保持了蒙古國最大貿易伙伴和投資國地位。據蒙古國統計，1990〜2012年間，中國對蒙古國直接投資近36.4億美元，約占蒙古國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32％。
然而，政治、法律、勞工、匯率變動等多重風險，使得不少在蒙古的中國企業無利可圖甚至血本無歸。1990年以來，在蒙注冊的中資企業已達6100余家，但實際在蒙古國開展業務的不足1000家，能有盈利的屈指可數。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中國駐蒙古國使館商務參贊趙清茂表示，外商在蒙古國地方的投資利潤由中央政府征收，但當地居民因外資企業占地修路受到的影響卻得不到中央政府的補償，這自然導致了“中央支持、地方冷遇”的現狀。
一位在當地投資的中國企業家提到，蒙古國西部省份扎布汗省的一個銅金項目就因當地牧民的異議停擺兩年。有的蒙古國民眾甚至認為“資源被搶走了”，更有民族主義分子妖魔化中資企業，蒙古版“中國威脅論”一度甚囂塵上。
此外，勞務配額限制也影響了中資企業運營。為保護本國人口就業，蒙古國的國家安全戰略構想規定，外國勞務人員總和不得超過蒙古國人口的3％，其中一國的勞務人員總和不得超過蒙古國人口的1％，即28000人。
即使取得蒙古國政府頒發的勞務簽證，還要由用工方向蒙古國勞動部門為每名勞務人員繳納外籍勞務“崗位費”（目前每人每月約1400元人民幣）和社保費（約合750元人民幣）。
執法不公也是中資企業在蒙古國面臨的困擾之一。從2013年9月份開始，一些中資企業反映蒙古國海關以高于出廠價的標準征收中資企業物資關稅，原因竟是“蒙古國財政緊張”。
有鑒于此，一些在蒙古國的中國商人認為，即使有了新的《投資法》和兩國領導人會晤，現實困境還是難以在短期內迅速改善。中國駐蒙古國大使王小龍認為，盡管蒙古國對外政策易受到黨派利益集團斗爭影響，并時有外部勢力的插手，但蒙古國對華加強合作的呼聲隨著總理訪華已再度高漲，“蒙古國畢竟向著正確的方向邁出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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