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時代》雜志創始人亨利·盧斯在1941年曾將20世紀描述為“美國世紀”，這一說法深入人心。而在歷史剛剛邁入21世紀十個年頭后，我們已經很清楚地看到，我們所處的是一個“全球世紀”，而中國是領跑發展的國家之一。
世界依靠美國和歐洲驅動全球經濟的日子已經一去不返。在過去30年，保持9％到10％增長速度的中國是當今世界發展最快的經濟體，其可支配收入水平自2000年以來穩健地大幅提高，按此速度，中國將在2015年前成為世界第二大消費經濟體。
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符合我們的共同最大利益。然而，這一愿望能否實現？鑒于近30年的歷史，中國或許可以對其未來道路進行認真思考。
中國產業革命以及隨之而來的在世界經濟中的崛起，必然伴隨著一系列代價，這導致了一些負面效應。比如說，快速城市化提高了生產力，但這就需要勞動力的重新分配和勞動大軍從鄉村到城市的遷移。對制造業工廠和設備的投資點燃了發展的引擎，但資產將隨著時間逐漸折舊、貶值。再比如，中國現在不得不應對產業化帶來的文化和環境沖擊，美國、歐洲和日本已為此耗費了多年精力。
對中國確保其在世界經濟舞臺中心地位的決心和專注力，我像許多人一樣心存敬意。這個國家顯然有能力創造經濟奇跡，但是其經濟的傳統力量——大型國企——可能成為其持續發展的阿基琉斯之踵。為什么？因為，我相信真正能釋放中國全部潛力的關鍵在于小型、靈敏和充滿活力的企業，在于一種創業精神。
在這一方面，中國可以借鑒其他發達經濟體的經驗�？v觀歷史，成功經濟體在演進過程中的一個共同點是其私人企業家階層的發展壯大，最終私營企業能與國有企業同生共存甚至一爭高下。當代最具代表性的典范可能是美國國防部放棄對ARPANET（互聯網前身）的控制，并向世界開放，這刺激了一輪創新熱潮，帶動了新的產業、企業和就業崗位的涌現。
經濟體要長盛不衰，必須高效靈活。這一理念對中國而言當然并不陌生。今天，中小型民營企業為中國貢獻了約60％的工業產值和高達75％的就業崗位。民營企業在以每年20％的速度擴張，并貢獻了20％的GDP。這正是企業家精神生根發芽的沃土。
如果透過中國貸款狀況的多棱鏡來審視這組數字，就愈發覺得驚奇了。貸款就是企業的發動機，而中國大部分銀行貸款都流向了國有企業，然后再以畸高利率轉貸給中小企業。對國有企業的借貸限制要寬松得多，這也相應降低了中小企業的借貸門檻。然而，當具有公平監管的健全市場制度缺位時，這種轉貸利率將制造市場動蕩。正如企業密集的溫州在今年早些時候所經歷的，間接借貸造成的違約導致了金融危機，以至于中央政府不得不出手干預。
溫州之殤在關鍵時刻給中國以當頭棒喝。只有國家扶持，創業精神才能生根發芽。中國的決策者們要確保國家能扮演好企業保護神的新角色，廣泛地激勵并方便創新。或許有人會質疑中國領導人或決策層能否為創新營造必要的環境。不過，我已經看到了一些可喜的跡象，不管是中國在美國申請專利的數量（年增速39％），還是企業家當選人大代表。據全球創業觀察發布的報告，在中國當代企業之都深圳，43％的企業家估計未來五年會招聘20個或更多的雇員。
只有愿意放手，讓那些天馬行空的想法去橫沖直撞，創業精神才能發展壯大。在這個世界上發展最快的經濟體對自身進行反思之際，中國是否愿意允許企業家一顯身手，共同推動這頭亞洲猛虎呼嘯前行？我希望得到一個響亮的肯定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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