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發生之后，中國為保持8%的GDP增速，推出了大規模的投資計劃，致使地方政府的債務水平大幅上升。今年1-10月，僅地方融資平臺發債規模已近6000億元，超出去年全年1500多億，這表明政府債務水平仍在快速上升。不管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如何轉型，越來越依賴負債來獲得增長似乎已成定局。
下一輪“城鎮化”將大幅增加政府負債
目前人們普遍看好城鎮化對刺激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的確，以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質量為主題的城鎮化，一定可以拉動消費和投資，但前提是政府必須大量舉債。例如，完善城市軌道交通等公共基礎設施，對教育、醫療衛生、養老、低收入群體補貼和失業救濟等增加投入，都需要耗費大量的財政資金。就目前地方政府已經捉襟見肘的財力而言，顯然不足以承擔這部分巨額開支，唯有通過舉債來支付。以城市的地鐵等軌道交通為例，地方政府幾乎都依賴銀行貸款來獲得支持，但今后地鐵的運營收入一般連貸款利息都覆蓋不了，更不要說歸還本金了。
又如，目前提出的“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目標，如果要實現，則需要花費更多的財力。有人測算現在一個北京戶口的市場價為50萬，這意味著政府需要為一個北京戶籍人士長期負擔的財政支出貼現值為50萬，假如北京市目前有外來農民工300萬，若全部實現市民化，則意味著北京市政府今后累計要為此多支付1.5萬億。若按10年來分攤，則每年財政要多拿出1500億，這就只有靠負債了。目前全國有1.6億外來流動人口，若按每人10萬的財政支出計算，這意味著即便今后農村人口不再流入城市，各地政府也必須累計將拿出16萬億來實現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目標。
從上述的案例中，我們很容易發現如今的城鎮化與過去30年的城鎮化之間的區別：如今的城鎮化以提高生活質量、縮小本地人口和外來人口收入差距為目的，是“燒錢”的城鎮化；過去的城鎮化是工業化的結果，大量農村廉價勞動力涌入城市，在給企業創造豐厚利潤的同時，也增加了政府收入，是“來錢”的城鎮化；過去的城鎮化讓農民成為城市貧民，如今的城鎮化是為了還“欠賬”。因此，今后城鎮化推進的力度，將更多地取決于各個地方政府的債務管理能力。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即隨著人口老齡化和經濟增速的下滑，今后財政支出的增速將遠大于財政收入的增速，這一缺口將需要規模越來越大的舉債來填補。
有數據顯示，今年前11個月企業債發行總額達5713.53億元，同比增速達191.9%，發行主體以地方城投公司、地方國有資產投資經營公司等為主。舉債規模幾乎翻倍增長，這一方面可能是為了應對到期債務的償還需求，另一方面則是為新增政府投資項目融資。今后政府在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方面需要投入的資金將逐年增加，有關部門應該認真測算一下債務增長的速度和總規模了。
中國經濟是否會陷入“拉美怪圈”
拉美國家在上世紀70年代普遍實施“赤字財政─負債增長”戰略，從而輕松地避開了當時的世界經濟衰退，該地區在1973-1980年的經濟增速達到5.5%，大大高于同期全球經濟增速。但也正是赤字財政導致了拉丁國家普遍陷入債務危機，使這一地區1981-1990年的年均增長率僅為1.0%，人均年增長率為-1.0%，即步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被稱之為失去的10年。
中國今后無疑也會實施赤字財政政策，這也是無奈之舉。但與拉美國家相比，中國具有它們所不具備的特點或優勢：一是中國今后的債務增長，類似于日本模式，即內債占絕對高的比重，且中國又是外匯儲備第一大國，故受外部沖擊會比較小，發生危機的概率較低；二是中國過去30多年已經建立起比較好的工業基礎，具有明顯的國際競爭優勢，出口額全球第一，這是拉美國家的進口替代模式不能比擬的，后者在過去曾出現連年貿易逆差和巨額外債，最終引發金融危機；三是中國政府的資產負債表質量遠高于拉美，僅就國有企業的規模而言，政府所享受的“股東權益”就超過15萬億（2008年數據），這還不包括土地、礦產、森林等國有資源；四是中國人的勤奮度幾乎是全球第一，這對于勞動生產率的提升至關重要，今后中國在產業轉型的過程中，勞動生產率的提升空間依然存在，而拉美國家則在過去的產業轉型中，出現了勞動生產率的下降。
因此，即便中國今后步入“負債式增長”時代，也不必過于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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