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情緒上的“我想要”（欲望）與理性上的“我應該”（價值判斷）存在明顯沖突時，人們往往來回掙扎，自我矛盾。這種矛盾是長、短期目標的矛盾，是當下欲望對長期追求的背離。通常情況下，人們很容易被當下的欲望、動機、習性所引發的情感所戰勝，理性思考為感性行動所主導，結果偏離了自身的長遠價值判斷。
理智與情感
人們對某一原則的抽象表態，與這一原則具體運用時所持看法也許無關。在討論一般原則時，人們更多地受到理性分析的支配，而在采取實際行動時，又更多地受到個人情感的影響。情緒上的“我想要”與客觀上的“真需要”并不等價，人們需要突破思維定勢，調整個人認知，弄清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并采取相應措施化解內心的矛盾。例如，有人在冷靜時承認抽煙有害，現實情境中照抽不誤；有人清楚酒駕的危險，卻放任酒后胡為。
企業要長期發展，依靠的是理智和才干，在家族企業經營中，親情和血緣往往讓決策者做出受情感驅使的抉擇，進而可能產生卻傷害親情又傷害企業的結果。例如，一家大型民營企業資產規模上億，在公司接班人的選擇上，其創始人卻遲遲難以定奪。該企業家的長子接受過系統的工商管理教育，在公司內部也做出了不少成績，口碑也很好，但有些恃才傲物，與父親討論企業經營問題時，經常堅持己見，毫不退讓。次子能力明顯不如長子，但善于取悅父親，從小就深得父親的寵愛。企業“老臣”都勸企業家選擇長子接班，企業家也深知兒子們的特點，但他總覺得次子的能力可以培養，因此故意拖著不交班。在他年近七旬時，次子已經三十多歲，能力并無大長進，而他與長子的隔閡卻似乎不斷加深。對此，企業家感到非常痛苦。這類情況，須有清醒認知，以理智戰勝情感，才可能有更大勝算。
矛盾自我的存在表明，理解人性非常重要。對于人類來說，理性邏輯常常戰勝不了本能的即時反應，特別是在關乎生命、感情、金錢等問題時，旁觀者或許可以做到冷靜、理智，而當事者就容易意氣用事、失去理智。在汶川地震發生時，有位男士因為恐懼而本能地顧自逃命，盡管他下樓后很快就意識到妻子還在樓上，并馬上回到家中去接應她。事后，這位男士主動認錯，妻子還是認為他太自私，大難面前只顧自己逃命，并以此為由提出了離婚。其實，這種不由自主的反應是人的本能，應該得到理解和原諒。所以，有哲人說，人性不服從基于理性的判斷，不服從基于當前主要趨勢或潮流做出的預測，服從于偉大藝術家的驚人創造，但更多的時候，社會組織需要采取有效措施，讓人性遠離誘惑的考驗。
制度與慎獨
理性難以控制本性，“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試圖考驗他人或自己的道德底線，很有可能導致本能的沖動被在無意識中被激發。清代道光年間進士、刑部主事馮志沂很喜歡碑版字畫，但在外任廬鳳分巡道時，絕口不談自己的愛好。有下屬把宋拓碑帖放在名貴木盒中用古錦包裹著送給他，他看都不看命人馬上退回。有人認為看看無妨，他回答說，“一旦打開看過，可能就還不了了。若是真正的珍寶奇物，我怎能忍住不收？不見可欲，其心不亂，所以不見為妙！”這種清醒的自我認知，才體現了其守本真心、毫無矯飾的清廉天性。
防微杜漸，小處著手，遠離誘惑，才是抗拒誘惑，防止出現重大失誤的有力保障。相對于道德自律，建立在他律基礎上的制度約束是更合適的社會治理方式。國際反貪專家郭文緯在談到香港廉署反貪理念時指出，立案不看案值大小，采用的是“零容忍”的標準，哪怕貪一元錢，也會受到調查。他說：“國內貪污5000元以下的只作CYE行政處理，我不同意。貪污不是第一天就收100萬，都是一步步發展起來的。”從這個角度看，所謂的企業經營決策必須冒險的說法，若結果有可能出現超越公司承受力的損失情況，則盡管概率很小，也是不允許的。只有賭徒才會抱僥幸心理。
對于位高權重的決策者來說，不展露所好，可免使誘惑出現；不見可喚起欲望之物，可免被貪欲左右，這才是拒絕腐敗、確保決策獨立性的根本之道。從組織制度設計的角度看，考慮到個人的自我理性有時戰勝不了即時的情感反應，關鍵在于隔離或限制個人可能受到的各種誘惑。只有強化外部的監督和制衡，才能有效地清除腐敗的現象。香港的廉政業績排在世界前列，其中80%以上的案件靠外部曝光和民眾舉報。腐敗常常是在當事者知覺麻木中潛移默化地發生的，初始時自己不以為意，積重難返時更是難以自裁，因此只有借助外力才有可能解決。在涉及工作落實的做事過程中，命令鏈的上傳下達需要遵循逐級指揮、匯報的原則；但在涉及糾偏止損的校正過程中，信息鏈的快速運轉需要遵循越級申訴、監督的原則。這樣，才可能真正實現組織上下的縱向無邊界、無障礙溝通、整體反應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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